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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法制思想探析

                作者: 發表時間:2017-07-01 02:26:10 閱讀:38次

                  西柏坡時期,國共兩黨完成了決定中國命運的戰略決戰,并以中國共產黨的最后勝利而告終,在即將走上全面執政和建立新中國的關鍵轉折時期,毛澤東全方位考慮了籌備建國的各項工作,法制建設就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深入研究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法制思想,對于當前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重視立法,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確立方向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的立法工作是一項全新事業,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先后多次表達了他的立法主張,提出了符合時代特征的新中國立法原則。1947年1月,遵照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召集中央法律問題研究會的全體人員開了一次專門會議,要求大家根據形勢需要起草一個全國性的憲法,以供各解放區召開代表會議之需。后因撤離延安,中央法律問題研究會隨中央機關緊急疏散到晉綏,直到4月底才開始正式開展工作。毛澤東此時的立法主張很明確,主要就是“起草全國憲法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1)。他在1947年1月16日給陳瑾昆的信中這樣寫道:“從新的觀點出發研究法律,甚為必要。新民主主義的法律,一方面,與社會主義的法律相區別,另一方面,又與歐美日本一切資本主義的法律相區別,請本此旨加以研究?!?2)

                可是對于當時的立法工作,也有部分同志不理解,他們認為戰爭年代請纓上戰場才是正事,躲在后方起草沒有實效性的憲法草案不能激發革命熱情,太輕閑,沒意思。對此,毛澤東在回復張曙時信時指出:“法律工作是中央新設領導工作的一個部門,兄及諸同志努力從事于此,不算‘閑居’?!杀居谌饲?,收集各解放區實際材料,確是必要的?!?3)從而使他們排除了思想障礙,認識到了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過幾個月的討論研究,法研會完成了新中國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于1947年10月由王明、謝覺哉直接送給轉戰陜北途中的毛澤東審閱。當聽完王、謝二人的匯報,又仔細地研讀了他們送來的憲法草案后,毛澤東首先肯定了他們的工作,繼而對當時的國內外形勢進行了綜合分析,指出憲草發表還應從長計議,不能急于發表。當時參與憲法起草工作的吳玉章因病沒能親自面見毛澤東,因而特地書信一封,表明了自己對新中國憲法草案的幾點意見,以及及時發表憲草的迫切愿望。毛澤東在11月18日給吳老的回信中這樣說到:“來示及意見書,收到讀悉?!瓚棽萆形吹桨l表時期,內容亦從長斟酌,以工農民主專政為基本原則,詳情由王謝二同志面達?!?4)此外,毛澤東在寫給陳瑾昆的信中也這樣寫道:“國內外大勢觀察正確,不會有第二個方向,進度亦快,不會稽延不決,誠如尊論。惟我們寧可作從長打算,估計到一切可能的困難,以自力更生精神,準備會以較長時間,似屬有益。兄及諸同志對于憲草慘淡經營,不勝佩慰。惟發表時機尚未成熟,內容亦宜從長斟酌,以工農民主專政為基本原則(即茁著《新民主主義論》及《論聯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則),說情由王、謝二同志面達?!庇纱丝梢?,毛澤東對于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早有設想,而且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長遠地考慮到了新法與舊法的不同,他對于新中國立法主張及原則的深謀遠慮也顯而易見了。

                時間很快到了1948年,全國各解放區的軍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此時已經到達西柏坡的毛澤東預感到建立新中國的愿望馬上就要成為現實,新中國的立法工作也應盡快提上議事日程。首先就是重新組建法律研究的工作機構。1948年12月12日,毛澤東等中央書記處書記研究決定,將此前在延安成立的“中央法律問題研究會”改名為“中央法律委員會”,規定中央法律委員會是一個“在中央書記處領導之下,協助中央研究與處理有關全國立法和司法問題的工作機關”;主要任務是“遵照中央指示或依其他機關提議,協助其他機關草擬或審查專門性的法律或法令;協助中央書記處審查各地送來的法律草案”;在司法方面的任務是“厘定司法制度與法院組織綱要,擬定司法人員訓練計劃,編譯法律書籍材料,以及總結司法工作經驗”。(5)當時同時對法委的人員隊伍也進行了相應調整,成員有王明、謝覺哉、張曙時、李木庵、陳瑾昆、何思敬、郭任之、楊紹萱、孟慶樹。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是一流的法律專家,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其次是廢舊立新,建立人民自己的法律和制度?!皬U舊”指的就是廢除國民黨的偽憲法和偽法統。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時局的聲明》中提出“廢除偽憲法”和“廢除偽法統”的口號,并以此作為與國民黨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中之兩項,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法統,徹底廢除國民黨政府制定的一切法律。2月2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應該廢除?!?6)隨后又在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加上了“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內容,從而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結束與滅亡。

                “立新”即指起草或制定部分適合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建立的法律或法規。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陜北頒布實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部《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就是在西柏坡土地會議上起草并討論通過的?!洞缶V》的實施不僅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戰爭,而且為新中國的土地立法和土改運動提供了歷史經驗。1950年5月1日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也是在西柏坡起草的。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前兩稿,也是在西柏坡起草的。毛澤東自始至終關注著《共同綱領》的起草情況,據統計,僅1949年9月3日至13日10天時間,毛澤東對草案稿至少進行了4次共計200余處的細心修改?!豆餐V領》是毛澤東的精心之作,它的制定為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的出臺以及現行《憲法》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源泉和深厚的理論基礎二、建章立制,為新中國《憲法》制訂提供科學構架和制度基礎歐陽修在《新唐書?百官志》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任何國家創立時“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為萬世法”。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人民共和國,先后對國家的體制、制度、紀律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最終形成了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區域自治、生產資料公有制等一系列建國的思想和理論成果,為《共同綱領》乃至《五四憲法》的科學制定提供深厚的思想和理論基礎,即使我國現行《憲法》體系結構中的主要內容也是由此延續下來的。

                1948年“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在黨內首次使用了“人民民主專政”一詞。他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7)首次對外公布則是他在1948年年底為新華社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中,號召全國人民“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8)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又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即團結全體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便在革命時期徹底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9)1949年6月,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發表,再一次從歷史、現實和理論高度上對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和內容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說明?!豆餐V領》最終以法律的形式將這一制度確定下來,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br />
                關于“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地首次被提出,是毛澤東1948年1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主要問題》一文當中,當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各級政府”,(10)“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說:“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11)“九月會議”后,中共中央即發出了《關于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要求“從現在起定期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討論中央的指示和各種工作”,并且強調“這種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會議去代替,而必須定期召開”。(12)當時正值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職責通過了許多相關法令、條例,毛澤東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并且指示各解放區要“依照執行”。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和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并在不斷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來的。1947年10月10日,轉戰陜北的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其中提出:“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從而,正式規定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宣告成立是我黨將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運用于蒙族聚居區的成功范例。在我國建立省級民族自治區是史無前例的,這為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完善和建國后推廣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實踐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經濟制度等相關內容,可謂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的經濟理論獨創。毛澤東在“九月會議”上首先肯定了劉少奇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想,然后提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首先是國營經濟,第二是由個體向集體發展的農業經濟,第三是私人經濟,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13)1949年3月,毛澤東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闡述了多種經濟形態共存的必要性,他說:“單有國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忽視或輕視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14)明確了在我國現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致使最終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以憲法的形式規定了下來。

                三、提出一系列有價值的法制原則和思想,為建立法制社會奠定了深厚基礎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胺擅媲叭巳似降取笔敲珴蓶|一貫堅持的原則。毛澤東歷來主張在人民內部、干群之間、官兵之間,人與人之間應該建立起平等的、互助的、同志式的關系。除被法律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以外,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允許成為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1948年,長子毛岸英到西柏坡請示要求與劉謙初女兒劉思齊結婚,毛澤東堅決不同意。因為當時劉思齊差幾個月才滿18周歲,而邊區政府婚姻法規定年滿18周歲方可結婚??墒敲队⒁呀?6周歲了,很著急,幾次央求父親同意他們去登記結婚,甚至還搬來了朱德夫人康克清替他們求情。毛澤東把毛岸英叫到身邊,嚴厲地批評他說:不要說幾個月,就是差一天也不行啊。誰叫你是毛澤東的兒子,我們的紀律你不遵守誰遵守?我再說一遍,思齊不滿18歲就不許你們結婚……就這樣,毛岸英和劉思齊一直等到1949年9月才再次提出登記結婚的事情。毛澤東秉公執法,以身作則,用實事踐行了黨的領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有法必依”的立法主張,直到今天,每當我們為觀眾講述起這則故事,觀眾無不為之贊嘆,對偉大領袖的崇敬之情便會再次油然而生。

                2、“慎刑”的原則?!吧餍獭彼枷胧侵袊ㄖ扑枷胫蓄H值得稱道的精華之一,熟諳中國現狀的毛澤東在革命即將成功之時提出了“慎刑”原則,不僅為中國革命的迅速勝利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且為我國的“死刑緩期執行”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礎。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它只會使我黨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于孤立。1948年1月15日,他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道:“一個不殺不能當作法律方針。那些罪大惡極的、群眾非常痛恨的可以殺?!钡恰皻⑷耸窃缴僭胶?。不可不殺,但不可多殺”,要“采取分別對待的方針,第一是首惡者必辦,要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第二是脅從者不問;第三是準許將功折罪;第四是立功者受獎。這就是我們的政策。這樣,要殺的人就少了”。(15)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所作講話中,針對晉綏解放區在土改和整黨中出現的亂打亂殺現象,再次重申:“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進行對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16)建國初期,他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提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17)1951年5月8日,毛澤東又在《中央關于對犯有死刑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中指出:“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其余,一律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期內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18)就這樣,慎刑中的死緩政策以制度的形式定了下來,為我國法制思想中獨創執行死緩制度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基礎。

                3、“法治”的原則。法治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曾多次強調加強紀律與制度約束的重要性,讓制度與紀律成為約束人們行為的基本規范,顯然這是一種“大法”思想,是毛澤東法治思想的最高境界。

                1948年9月,革命形勢迅速地向前發展,為避免由游擊戰爭向正規戰爭過渡時期部隊出現的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指出:“關于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必須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那許多條實行起來都不會順暢?,F在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在黨內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從中央機關、中央代表機關,一直到各地,報喜不報憂,瞞上不瞞下,封鎖消息。村有殺人之權。一個干事可以把一個大工廠的廠長(資本家)搞死,九個照顧就成了九個不照顧,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一些人因為沒有分田,他們嗷嗷待哺。這些狀態必須改變。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19)會上任弼時談到:加強紀律性“第二個條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訂法令,如逃兵處理條例,人民法庭條例等等?!瓫]有法律不行。我們要有大法,還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還可由老百姓議訂若干公約,但要有統一的法?!泵珴蓶|對此種提法非常贊賞,他當即插話說:“我們有些共產黨員沒有守法精神,對我們的法也不遵守?!?20)對當時人們不重視法律和不遵守法制現象給予了嚴肅批評。九月會議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黨全軍發出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偉大號召,全軍實行統一整編,部隊紀律性進一步加強,為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奠定了組織基礎。

                三大戰役勝利在望,毛澤東更加重視起軍隊的制度建設。他在1949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須使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在軍委政治部領導下,做出關于‘新式整軍運動’、‘黨委制’、‘革命軍人民委員會’、‘連隊支部工作’等項的總結,并制成條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軍,成為定制。

                在毛澤東的積極倡導下,全體黨員干部嚴格按照規矩辦事,各行各業認真履行行業行規,人人遵守紀律章程,使全社會的各行各業都風清氣正,秩序井然,犯罪率極低,以至于形成了建國初期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社會風氣,這不正是我們世代追求的依法治國的理想狀態嗎?

                4、民主監督政府的法制思想。毛澤東法制思想的另一閃光點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建立新型的民主法制國家。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開始重視民主監督在法制社會中的重要作用。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后,怎樣才能跳出中國歷史興衰的周期律問題時,曾經明確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948年4月30日,已經到達河北省城南莊的毛澤東向全黨全軍發出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毛澤東的誠懇邀請下,從1948年起,先后約有20批350多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到達解放區,其中119人參加了第一屆政協會議,為建立新中國積極建言獻策,共商國是。這一歷史創舉充分彰顯了毛澤東“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光輝的法制思想,這與時下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號召在全國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題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西柏坡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新中國的法制建設進行的初步探索,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最初基礎和基本框架,不僅對新中國的法制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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